《世界的另一種可能》(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作者序

一九九七到二○○○年間，我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資深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在我離開世界銀行之後，寫了《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那本書裡記載了許多我在世銀和白宮任職期間的所見所聞。自一九九三到九七年，我也是柯林頓總統麾下「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裡的一員，後來並接任了該委員會的主席。那是個經濟動盪的年代：一九九七到九八年的「東亞金融風暴」，使得幾個最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和蕭條；而正從共產主義轉型為市場經濟的前蘇聯，本以為會因此有新的榮景，但結果卻導致該國人民所得和生活水準大幅滑落70％之多。整個世界明顯充斥著激烈的競爭、不確定和不穩定，這樣的環境讓人們生活艱辛，而開發中國家也未盡力促進自己的福祉。但是我愈來愈認為，先進工業國家不僅沒有竭盡所能透過諸如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及世界銀行這類國際組織，去協助那些開發中國家，有時反而讓他們的生活益形艱困。像IMF的計畫就明顯地使當時東亞金融風暴更惡化，而他們加諸於前蘇聯及其附庸國的「震撼治療」（shock therapy，編注：指以快速開放市場及全面自由化的方式改善經濟），正是那些國家經濟轉型失敗的主要因素。

　　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談論了許多這類議題。由於長期在白宮和世銀的內部親眼目睹各種政策的形成，並與開發中國家肩並肩地工作，協助他們發展各種可促進成長，減少貧窮的策略，因此我覺得自己對於這類議題的爭論可以提供一些獨特的觀點。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身為一個經濟理論專家，我花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致力於了解市場經濟的優點與限制。我的研究結果不僅對於一般所聲稱的「市場效率」產生懷疑，也對於提倡全球化的一些基本信念（譬如認為「自由貿易是促進國家福祉的必要條件」）提出質疑。

　　《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裡，我還描述了國際金融制度及其機構的一些敗筆，並闡釋何以全球化政策並沒有如當初預期，讓許多人得到原本能夠得到、且應該得到的利益。我也勾勒出欲使全球化有效運作所需做到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我們應該為貧窮及開發中國家所做的事。這本書並針對世界金融制度及負責管理的國際金融組織應如何重整的問題，提出一些想法，惟限於篇幅，我那時未能詳述。

Joseph E. Stiglitz at AtGoogle Talks

　　在白宮及世銀的那段期間，我站在一個極為難得的位置去了解全球化的種種問題，這也提供了我再寫這本「續集」的基礎。在華府的那些年我曾遍遊世界，見到許多政府領袖及官員，當時我正在研究全球化的種種成就與挫敗。而離開華府回到學界之後，我仍一直參與全球化的論辯。二○○一年，我因之前在資訊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而得到諾貝爾獎。自此之後，我訪問了幾十個開發中國家，繼續與學者及商界人士、各國的總統、首相及國會議員等切磋討論，同時參加了各種與全球社會各個環節的經濟開發及全球化議題有關的論壇及對話。

　　在我即將離開白宮前往世銀的前夕，柯林頓總統要求我繼續留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擔任內閣閣員。我婉謝了他，因為我認為，設計一些政策及計畫幫助深為貧窮所苦的較落後世界，才是更重要的挑戰。在一個富足豐饒的世界裡，卻有那麼多人活在極度窮困之中，似乎太不公平了。儘管這些問題顯然很棘手，但我仍相信可以有所作為。我接受世銀提供的工作，不僅因為能有新機會研究這些問題，也因為這個工作給了我一個平台去支援開發中國家，為他們謀福祉。

　　在世銀那幾年，我終於了解為什麼全球化會招致那麼多不滿。因為，全球化雖然可能帶來經濟發展，卻不必然如此。我看到許多國家的貧窮狀況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日益嚴重，而我也觀察到這種現象的更深一層涵義──這不僅是統計數字，而是關乎人們的生計。這些問題當然沒有什麼神奇的解決之道，但仍有極多可努力改進的空間，包括在政策、經濟組織、遊戲規則，以及心態，可讓全球化運作得更好。有些改變是必然會發生的；例如，中國大陸登上全球舞台，成為極重要的製造業經濟體（manufacturing economy），而印度則在產業委外（outsourcing）領域表現傑出；這些現象已迫使大家改變既有的策略與思考。

　　而過去十年間，全球金融市場最明顯的特徵就是不穩定：從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全球金融風暴，到拉丁美洲在新世紀初那幾年的金融危機，及至2003年開始的美元貶勢，都迫使我們重新檢視全球金融體系。遲早，這個世界必須進行我在本書接下來章節中所建議的一些變革，而且問題已不在於這類變革是否會發生，而是何時會發生；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在下一波全球災難發生後再進行變革，還是在災難來臨之前就有所作為？不過，察覺危機就馬上做出未經深思的變革，恐怕也不是改進全球經濟體制的最好辦法。

　　冷戰的結束不僅開啟了新的機會，也卸除了舊的束縛。如今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已獲得認同，共產主義的衰敗則意味著各國政府已能擺脫意識形態之爭，專心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如果美國能善用這樣的機會，以一些基本價值觀及原則為基礎，協助建立起國際經濟及政治體制，例如設計一種貿易協定以助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那麼這個世界早就能享受到冷戰結束的好處了。但正好相反的是，由於先進工業國家盲目爭取第三世界的「民心與民智」（hearts and minds），結果他們所創造的全球貿易制度其實只幫助了他們自己的特權企業及金融利益者，卻傷害了全世界最貧窮的那些國家。

　　經濟發展是非常複雜的事情。的確，眾多批評IMF和其他國際經濟組織的論調中，有一個主要觀點是：他們那套單一標準的解決之道，根本不能（也的確沒有）掌握各國經濟發展的複雜性。但是，綜觀形形色色的全球經濟發展經驗，確實存在一些通則。許多成功的開發中國家都採用了一些共同的政策，並依照各國情況加以調整。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釋這些共通之處。

　　我也應該說明一下我之前各項研究成果的相互關聯性，尤其是與諾貝爾獎有關的作品以及影響我在華府的政策立場，和我一系列著作﹝特別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及《狂飆的十年》》﹞（The Roaring Nineties）兩本書的研究。

　　我過去的學術論述探討了不完全與有限的資訊，以及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會導致什麼結果，這些研究讓我覺察到市場的局限性。多年來，我和其他人士已把這項論述運用在總體經濟學上。而我在公部門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則強調政府和市場間需要維持平衡。這個觀點與柯林頓行政團隊的看法很接近，我在經濟顧問委員會服務的那幾年，也曾協助起草年度的〈總統經濟報告〉，提出此觀點。

　　然而到了世銀之後，我卻對自己看到的深感不安：世銀，甚至IMF，都在推動保守經濟政策（例如讓社會安全事業民營化），這與我在白宮一直努力奮鬥的剛好相反。更糟的是，他們所引用的經濟模式正是我過去學術研究中所極度質疑的。（當然，當我得知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後來也在推動這些政策時，我就更感不安了。）

　　我的經濟研究已經揭示了IMF的經濟觀點及「市場基本教義派」的基本缺陷（也就是他們相信放任市場運作自會產生經濟效率）。但是智識上的一貫立場（與我之前的學術結論一致）驅使我說出自己的憂慮，因為IMF所推動的政策（譬如針對東亞金融風暴的做法），可能只會使事態變得更嚴重。我若不提出呼籲，反倒是怠忽職守了。

　　我們在柯林頓政府裡一直奮戰的就是這些議題，這不僅與美國人民有關，也與全世界人民有關。從柯林頓政府轉赴世銀之後，我持續推動公部門及私部門之間維持適當平衡的做法，並促成那些有助於社會公平及充分就業的政策。我在世銀任內提出的一些議題，當時曾獲世銀內部很多經濟學家的熱情支持，那些想法也與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所寫的相近。

　　諸如全球金融危機、由共產主義轉型到市場經濟的艱難挑戰，這些事件引起的那股激動情緒已經消退。今天，我們已能用較平靜的眼光看待這些事，如同我在第一章中會敘述的，如今各方在許多重要議題已逐漸達成部分共識，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一書中也說明過類似的想法，該書也改變了「該如何重塑全球化」的議題討論，裡面不少觀點現已被廣為接受，甚至連IMF也漸漸認同我對「不管制投機資金的流入極其危險」的論點。當然，美國或其他地區的左派與右派仍在持續衝突，這種現象提醒我們，不管在經濟學或基本價值觀上，這兩派間的歧見仍深。事實上，我對國際經濟組織最大的批評之一就是：不管環境如何，他們總是用一種特定的經濟觀點看事情；而這種觀點，我認為很多時候都會造成誤導。

　　本書也反映了我對民主程序的信念；我的信念是，由於特定企業和金融利益者對全球化進程有極大的主導力，唯有擁有充分資訊的公民才能監督他們，以免受這些勢力剝削；我也相信，在全球化能否有效推動這件事上，先進工業國家的一般百姓和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是休戚與共的。我也希望本書如同我前幾本著作，有助於改變全球化觀點，甚至，最終還能改變重塑全球化的政治過程。

　　全球化領域中一直有些重大的社會衝突在上演，不少還涉及基本價值觀。其中最重要的衝突，就是政府與市場該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

　　以往保守派人士總是很欣賞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的概念──市場及追求自利，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會自然帶來經濟效率。儘管這一派人士承認市場如果只靠自己的力量，可能無法產生社會可接受的所得分配，但他們仍聲稱「效率」和「公平」應該分開來談。

　　保守派的觀點認為，經濟與效率有關，至於「公平」（它就像「美」一樣，看法經常因人而異）的問題，則應該留給政治去處理。但如今，這種由市場基本教義派出發的辯護大多噤聲不語2。我在資訊經濟學的研究已指出，只要資訊是不完全的，尤其是當「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es）時──亦即「某些人知道一些別人不知道的事」──那隻看不見的手會「看不見」的原因，是因為它根本不存在。若沒有政府適當的管制和介入，市場根本不會自然產生經濟效率。

　　近年來，我們已看到很多明顯的事蹟印證了以上理論。正如我在《狂飆的十年》中所描述的，追求私利的上市公司執行長、會計師、投資銀行等，並沒有帶來經濟效率，反而因為巨額投資錯置而導致經濟泡沫化，而當這些泡沫破滅時，總是會帶來經濟蕭條。

　　如今，大體來說大家都了解市場有其局限（就算在政治界不見得，至少在經濟學家的圈子是如此）。九○年代美國及其他地區的醜聞，已經把「美國式的財政及資本主義」從它占據已久的寶座上拉下來。影響所及，華爾街經常短視近利的觀點，也逐漸被視為經濟發展之敵，因為經濟發展需要的是長程思考及規劃。

　　另一個逐漸被認同的觀點是：資本主義並非只有一種版本，也沒有一種所謂「對」的方式去發展經濟。的確有其他形式的市場經濟存在，例如瑞典的市場經濟就始終能維持強勁成長，也因此發展成相當不同的社會，並且因為較好的健保、教育制度，與較平均的財富分配而聞名。雖然瑞典版本未必適用其他地方，也未必適合某個發展中國家，但是它的成功證明了一點，就是有效的市場經濟是可有不同做法的。既然有抉擇各種選項的餘地，民主政治程序就應該成為決策重心，而不是仰賴技術官僚。我對國際經濟組織的另一點批評，就是他們想假裝並沒有「取捨」（trade-off）這種事（他們聲稱有一套政策會對人人都更有利）。然而經濟的本質就是選擇，本來就有選擇的餘地，有些選擇會對某些群體有利（像是外國資本家），卻以其他人的利益為代價；有些選擇會讓某些群體承受風險（像是勞工），卻讓其他人獲利。

　　所有的社會都必須面對一個核心選擇，就是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經濟發展要成功，政府和市場間就必須取得某種平衡。政府應提供那些服務？應該推行公共退休金制度嗎？應該以誘因鼓勵某些部門嗎？應該制定哪些規定，以保障勞工、消費者及環境？這種平衡顯然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重新調整，而且每個國家的狀況勢必不同。但是我將在本書中說明，過去全球化的一貫做法只會使取得這種必要的平衡變得更加困難。

　　雖然批評全球化的人看法沒錯，認為它過去總是在推動某些特定的價值觀，但是我也希望在本書中說明，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全球化並非必然會損害環境，加深貧富不均，削弱文化的多元發展，或以一般百姓的福祉為代價來提高大型企業的利益。我將在本書中指明，如果全球化能妥善管理，那就如同它帶給東亞許多成功發展國家的效用一樣，也將對全世界開發中及已開發國家帶來極大利益。

　　用什麼態度看待全球化，與如何看待過去因全球化的管理方式而造成的挫折及社會不公，可反映出一個國家及其人民的基本信念及態度，他們對政府及市場該扮演何種角色的看法，他們對社會正義賦予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非經濟性價值的重視程度。

　　比較不重視降低所得不均現象的經濟學者，較易認為政府為降低所得不均而須採取的行動，可能太過昂貴，甚至可能降低生產力。這種「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也比較傾向於相信：沒有政府干預，靠自身的力量運作的市場最有效率，而想幫助窮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讓經濟成長，因為如此一來，成長帶來的利益總會以某種方式涓滴流入窮人的口袋。（有趣的是，即使經濟研究已經逐漸摧毀了這種理論基礎，這種信念仍然屹立不搖。）

　　另一些人，就像我一樣，認為市場的力量往往無法產生有效率的結果（例如，產生了太多的污染及太少的基礎學科研究），並且為所得不均及高度貧窮等弊病而感憂慮，那麼，通常這群人也會相信，降低所得不均所花的代價，並沒有保守派經濟學者所預期的那麼高。這派人擔心貧富不均及貧窮等問題，所以也會看到不處理這些問題所衍生的高昂成本，包括疏離、暴力，以及社會衝突等社會後果。這一派對政府干預的可能性也抱持比較樂觀的態度；雖然政府做事有時候（甚至經常）要比大家所期望的效率低，但仍有很多著名的成功例子，有些例子我也會在本書中提出討論。畢竟，所有的人類組織都不完美，如何從這些組織的成敗中學習，便是我們的挑戰。

　　對「處理所得不均及貧窮重不重要」這個問題的立場，也反映了各派人士不同的基本觀點。大體而言，關心貧富不均的人，認為貧或富主要與運氣有關──財富是因為擁有天生好基因或有錢父母的運氣（就像中了「精子樂透」）6，或是在好時機（例如在發現石油之前，或房地產價格漲勢正在起動時）買下好地段土地的運氣7。反之，比較不關心處理貧富問題的人，則認為財富是努力工作的報酬。這個觀點認為，所得重分配不僅取走了努力工作及儲蓄的誘因，甚至幾乎是不道德的，因為它會影響個人原本就該被回饋的報酬。

　　這些立場還會衍生出對其他很多議題的態度。比較不關心所得不均、而比較關心經濟效率的人，也會比較不關心如社會正義、環保、文化多元性、國民健保，以及消費者保障等非經濟價值。（當然這有很多例外，例如保守主義者也可能會擔心環保問題。）

　　我特別提出經濟與文化態度間的這種關聯，是想強調我們託付怎樣的人做這些重要經濟決策，影響有多大。如果我們授權給「保守派」做決策，那麼我們幾乎必然會得到反映他們政治利益及文化價值觀的經濟政策和成果8。而本書顯然反映了我個人的判斷和價值觀；至少，我希望自己的立場透明公開，並試著把當前的經濟爭議正反面都呈現出來。

搶救全球化

　　大約七十年前正值「經濟大蕭條」時，英國的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建構了他有關失業的理論，同時詳細說明政府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以助經濟復甦，進而帶來充分就業及成長。凱因斯當時頗受保守派非議，他們認為他的處方是在強化政府的角色。保守派們還抓住預算赤字必然會帶來經濟衰退的理由，大砍政府提出的新計畫預算。

　　但事實上，凱因斯對於拯救資本主義體系的貢獻，比所有親市場（pro-market）的財政學家加起來還多。假如當時保守派的建言佔上風，經濟大蕭條將會更加惡化，可能拖得更久也更糟，而要求「在資本主義之外另有選擇」的論調也可能興起。同樣的，我認為除非我們正視並處理全球化的問題，否則就很難維持它現有的動能。

　　全球化就像經濟發展一樣，不是必然會發生的，儘管它背後有很強的政治力與經濟力加持。根據大多數指標來看，從第一次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全球化的發展無論在速度上及幅度上，都減緩、甚至倒退了，例如當時的貿易占GDP（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其實是下降的9。如果對一個國家的許多或大多數人民來說，全球化帶來的只是生活水準降低，或必須要他們在基本文化價值觀上做出妥協，那麼企圖減緩，甚至中止全球化的政治需求自然會產生。

　　當然，全球化的道路不僅會因想法及經驗而改變（例如，貿易或資本市場自由化是否真能促進經濟成長的看法，以及這些改革的實際經驗），也會因全球重大事件而改變。近年來，九一一事件和反恐怖主義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中國和印度的嶄露頭角，已使全球化的爭論全然改觀，我會在本書中將詳論這些情形。

　　本書所談的不僅是經濟，更重要的是談政治如何一直被用來塑造經濟體系。

　　經濟學者相信誘因的影響力。以往這個世界的確有很強的誘因，也有極多的機會去塑造政治程序和經濟體系，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為少數人牟利。

　　開放、民主的程序可以限制特定利益團體的力量。我們可以把倫理重新帶回商業界。上市公司的管理目標不僅應重視股東的權利，也應重視受企業行動影響的其他人的權利。每個受過教育又肯用心的國民都能了解該如何有效推動全球化，或者至少讓它運作得較好，也應該能要求他們的政治領袖以此來引導全球化的方向。我希望本書有助於實現以上的願景。